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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向应同志是从大连土地上走出的党和人民军队卓越的领导人之一。他的丰功伟绩和伟大精神是大连独特的红色资源。他曾任团中央书记、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红三军政委、红二方面军政委和八路军一二〇师政委等重要职务，是中共六大、七大中央委员。1946年关向应同志在延安病逝，年仅44岁。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挽词：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向应同志不死。

　　关向应1902年9月10日出生于金州一个家境贫寒的满族农民家庭，为了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他毅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24年4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大连地区第一名团员。1925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秋，关向应受党中央派遣前往苏联留学。“五卅”惨案后,关向应奉调回国开展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和军事工作,成为我党早期工人运动和青年运动的重要组织者和领导者。1928年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六大，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1年在上海被捕，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转往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开启了一生中最为辉煌壮丽的军旅生涯。

　　枫香溪，一个美丽而神秘的地方。1934年6月19日，这里召开的一次会议，让历史的车轮在此驻足。一些老红军回忆说这是一次逼出来的会议。湘鄂西苏区是受王明“左”倾路线危害最早、程度最深的根据地。关向应是1932年1月以湘鄂西军委分会主席和红三军政治委员的身份来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而此时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处在最危险的时期。外部有国民党重兵围剿，内部湘鄂西分局书记夏曦坚决执行王明的“左”倾路线，独揽大权，开展肃反，陷害自己的同志。无辜受害者包括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柳直荀，也包括红六军团创始人段德昌。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红三军被迫退出湘鄂西苏区，夏曦不总结战斗失败教训，反而把肃反继续扩大化，他取消了红三军的党团组织，给关向应扣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

　　关向应是政委，但是夏曦不给他配备政治机关，关向应就以强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代替已经被取消的思想政治工作，缓解干部战士由于肃反扩大化带来的紧张情绪，得到红三军干部战士的信任。1934年5月初，红三军部队损失十分之九，只剩下3000多人，强烈的悲观失望情绪在这支缺粮少弹的疲惫之师中弥漫着。来到红三军两年多的时间里，战友的鲜血洗清了关向应的眼睛，红三军的败绩和根据地的丢失，让关向应看清楚了“左”倾路线给革命带来的危害，愤怒充满了他的胸膛。在关向应和贺龙的努力下，1934年6月19日，在贵州省沿河县枫香溪召开了被誉为红三军遵义会议的枫香溪会议。夏曦有些意外，因为会议进程并未能像往常一样，由他这个中央分局书记主导局势。关向应宣布开会，直截了当批评了夏曦“左”倾路线和解散党团组织的错误，提出了停止肃反和建立黔东革命根据地的主张。1个月后，一个纵横200余里、人口10余万的黔东革命根据地横亘在敌军腹地，并迅速成长为中央红军长征前幸存的八大革命根据地之一。

　　1936年7月，由关向应任副政委的红二方面军到达西康甘孜，与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师。关向应得知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后，态度鲜明地说：“朱毛不能反，党中央在毛主席那里。”关向应对错误路线的抵制成为张国焘妄图控制红二方面军的最大障碍，张国焘便以红军总政委的名义，要把关向应调离红二方面军。关向应说：“我的工作是党中央任命的，要调动我的工作，也必须有党中央的命令，你无权调动我的工作。”

　　关向应就是这样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在重大的抉择面前，明辨是非，勇于担当，自觉同党内错误思想和错误路线做坚决的斗争，坚定地与党中央站在一起，与真理站在一起。保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的政治定力。关向应一生明辨是非、勇于斗争给了这种政治品格以最好的诠释。